在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里，毛主席的诗词几乎占据了整个旧体诗坛的半壁江山。关于这一点，有人曾经说过，老覃对此并不持异议。回顾历史，“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曾掀起一场白话文的风暴，文言文逐渐被淘汰，旧体诗同样也被新诗取而代之。今天，大家提起笔来，写作的多是现代文，偶尔有几位诗词爱好者，会以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的形式创作诗歌，虽然这在形式上勉强像是旧体诗中的五言或七律，作者或许也以为自己已经写出了真正的五言七律，但仔细品味，往往只是勉强为之，甚至连“打油诗”的标准都达不到，只能称之为《红楼梦》中的薛蟠体。

然而，若是有过旧时私塾教育的人，便会知道，格律诗的写作并非易事，尤其是毛主席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名士，虽然都有一定的诗词造诣，却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的诗词相提并论。于是我们不得不说，毛主席的诗词，是传统诗词的最后一抹辉煌。

那么，毛主席的诗词究竟有何高明之处呢？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它那种气势磅礴、震古烁今的风范。正如郭沫若所称赞的那样：“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然而，老覃认为，除了气势磅礴，毛主席诗词中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那种真挚的情感。正所谓“情之所至，金石可开”。一首诗，若是没有真情实感，它便无法触动人心。而若这种真情实感带有博爱情怀，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它便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成为世人传颂的经典。

毛主席的诗词，并非为应景而作，而是凭心而发，完全以激发民众的士气为目的，从不做无病呻吟。再者，毛主席的诗歌，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因此，他的诗作，堪称一部“诗史”。若细细品味《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诗篇仿佛为我们串联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历史进程。

在这里，老覃要讲述的是毛主席于1958年7月1日创作的两首诗。这两首诗，最早发表于1958年10月号的《诗刊》和《人民日报》上，题为《送瘟神二首》。人民出版社1963年结集出版《毛主席诗词》时，将其收录并改题为《七律二首·送瘟神》。这两首诗，记录了新中国人民在消除血吸虫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上的伟大历史进程。

毛主席创作这两首诗的缘由，缘起于1958年6月30日，他读到《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激动万分，顿时兴奋异常。在那“微风拂煦，旭日临窗”的时刻，他从心底的喜悦中汲取灵感，一气呵成，写下了这两首诗。诗的开头，毛主席通过描绘血吸虫病肆虐的惨状，写出了第一首诗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样的悲怆场景，让人心头不禁一紧。紧接着，第二首诗的开头却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一扫阴郁之气，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两首诗的对比鲜明，一前一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前者令人心生寒意，后者却令人神采飞扬。尤其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一句，老覃最为欣赏。舜和尧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明君，象征着伟大的治国理政之才。而毛主席用这句诗来歌颂人民，表达了他对人民群众的高度敬意和无限信任。在他眼中，人民才是真正的舜尧，历史的主宰。

血吸虫病自古已有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三国志·华佗传》中。在当时，广陵太守陈登因腹痛请华佗治疗，结果吐出数升的虫子，最终死于血吸虫病。即使在现代，考古工作者也在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的古尸中发现了血吸虫卵。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亲自指挥、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大规模的防治工作。1950年，毛主席听闻上海市郊任屯村的血吸虫病灾情严重，立即派遣医疗队进驻并成立了专业机构。随后的几年里，毛主席亲自指导、组织各地力量，推动了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

1955年，毛主席甚至亲自前往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调查疫情，他看到病人眼中的求生欲望后，深感痛心，夜不能寐。在与各方专家会谈之后，他提出要在七年内消灭血吸虫病，最终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果。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余江县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毛主席看后，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那两首让人振奋的诗篇。

这两首诗不仅在文学上堪称佳作，更是毛主席为人民健康奋斗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关注着民众的疾苦，心系人民的福祉，始终以人民为本。这种情感的真挚、行动的果敢，使得这两首诗成为了毛主席诗词中的璀璨明珠。

总之，毛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还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诗人。在他笔下，诗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历史的见证，人民心声的凝结。他的诗词，带给了我们无尽的启示，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愿我们每个人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为伟大的民族复兴贡献力量。